香港电影《青蛇》艺术成就曾在一时登峰造极，不管从演员表演到特技还有化妆，都一时成就了她的辉煌，所以很多人至今都不会忘记电影里面青白二蛇的经典造型：飘逸、妩媚、惊艳脱俗，而最独特的就是取材于京剧女角头型的精华之处 “打片子”（也被称之为额妆）在里面运用得惟妙惟肖，恰若其份。而13年后的今天，新版《红楼梦》的定妆照里我们既然惊讶地看到这种熟悉的妆容 “打片子”的翻版复制。由此引发了：著名造型大师叶锦添抄袭香港另一著名造型师吴宝玲的作品的风波！
说起吴宝玲，许多人都会感到非常陌生，但是一提到《画中仙》、《倩女幽魂2》、《刀马旦》、《笑傲江湖》、《白发魔女2》、《青蛇》等电影，以及《京城四少》、《白娘子传奇》、《倚天屠龙记》、《小李飞刀》等电视剧，肯定记忆犹新。这些影视剧的造型师就是这位吴宝玲，可以说，她的服装创意几乎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古装电影审美。
在新版《红楼梦》的定妆照在网上公布出现以后，就有内地的朋友发现里面的“打片子”和《青蛇》的用法十分相似，特意打电话告诉吴宝玲，吴宝玲昨日告诉记者：“看到这些造型，我认为用得可能不是十分到位。”她回忆起十几年前为什么会单单选择用戏剧中“打片子”这样的形式：“因为徐克给我看了剧本，我就了解到人物必须非常妩媚，传统的东西也应该出来，马上就能够脱颖而出，所以就想起小时候看粤剧的时候，演员用的‘打片子’，我想电影里面会有很多特技、灯光、神怪、风吹、雨雪，这种气氛整合起来就蛮独特的，而‘打片子’这种手法本身就非常独特，一般的电影不可能用，因为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来达到这种高度和谐，但是在《青蛇》里面却可以。”确定了自己的想法后，她就大胆地开始进行人物造型设计，包括如何突出王祖贤、张曼玉的身段和气质，摒弃掉传统戏曲里面的那种大袖，而是进行了直筒的裁剪，这才形成了我们熟悉的经典形象“青白二蛇”。
另外吴宝玲告诉记者 “我觉得黛钗是雅致的，不夸张的，整体造型要有文化底韵，且符合原著，创新的部分主要靠绣和面料来体现，这张画只是一个雏形，细节要成品才能看得出，假如能体现出来的话，会更加符合原著，张爱玲是个红楼迷，她的《红楼梦魇》里对服饰有详尽的见解，我当初做刘若英( 听歌 blog)版张爱玲时，曾经细读过，八七版其实做得很好，但面料上需要改革，总之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红楼梦，但做成电影和电视剧就必须做共性，不要做得太个性，否则只能自己抱回家去欣赏。”其实在一部戏里面，一个演员的形象是否成功突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头部的设计，所以这也很考验一个造型师的胆量。
事件风波发生后导演李少红也作出了回应，称他最初看到叶锦添的设计图也非常震惊，细品之后觉得很有道理，称繁琐的头饰是艺术和身份的象征。巧额和片子并不是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剧组发明的，实际上古代中国的贵族小姐在日常生活中常用此装扮，它最早的作用是修正脸型，有一定美感和装饰作用，后来经过简化被昆曲、京剧所沿用、流传至今。“宝黛钗等主演采用额妆的目的，是区别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身份，其他不同等级的人物造型并非这样，如此设计是有意与世俗文化拉开距离。”看来李少红已经打心眼里认定了这个造型，造型后期也不会过大调整。
看来新红楼里面铁定是看不到金陵十钗了，而是要看到“金陵十蛇”了！呜呼！这就是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师文化！我们暂且不知道新红楼剧组是否存在抄作嫌疑，反正从电影新红楼公布开拍以来，有关事件风波一波接一波，本来经典的中国四大名著红楼，被许多无聊之人玩弄摆布，包括西游记。 即使网友门已经一再叫嚣漫骂，但某些导演和制片商不顾民愤，一再坚持自己我行我素！并不是说经典的东西不可逾越，不能改变，但是艺术首先要建立在原著本意和广大人民的喜好之上，而不是一味追寻个性风格，其实个性风格要发扬，但发扬的基础是要根基于文化的土壤，而不是空中楼阁，只求一时绚烂，特别是中国名著这些经典的文化，中国妇孺皆知的作品，你一旦离开了原著，偏离原著太离奇，大家就会好象在看周星弛的无哩头电影，笑话联翩！
至于叶锦添是否抄袭，这个吴宝玲最有发言权，纵观叶锦添以往和李少红合作的作品，《橘子红了》似乎取得了成功，从演员的造型和剧情来看，都似乎特别合拍，浓郁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在片中得到了完美释放，或许这些成功促使了李叶二人之后的多次合作，不过这之后，我们发现叶锦添的作品也出现了致命的死穴，雷同繁复刻板照搬，如同中国现在某些大师级别的导演，曾经以表现中国贫瘠的农村文化题材在国外屡屡获奖的导演一样，现在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风光，中国文化滥用和一位以丑献媚已经打动不了国外评委的中国审美疲劳，中国文化要继承和发扬，这是每个中国艺术家的重任，但是继承不意味照搬复印，和刻板再现和滥用，应该融合现代的审美和文化土壤，应该集结中华民族的骨气和民族人格魅力，这样才能达到完美的升华，这样才能真正树立中国电影文化品牌魅力。
谈到品牌，我们就会联想到中国美术和设计界的抄袭风气，从很多著名的企业标志（包括联通、移动、电信）到奥运会标志，等等，总摆脱不了涉嫌抄袭的质疑。也许我们或许太在意大师的作品，或许我们太注重大师文化，总是摆脱不了大师文化的光环，其实大师也是文化的个体，个体的文化总是摆脱不了个体的固性缺陷，所以说我们做文化工作的人应该有自己的定位，而不是被“著名”或“大师”几个简单的头衔牵制自己思路和审美方向，即便是真理，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简单抄袭复制不是我们文化人做的事情，或许我们很多人现在要问，人家郭敬明不一样因抄袭出了名，被作协吸纳“入会”，《集结号》涉嫌抄袭却被冯小刚看做了表扬。似乎抄袭变成了光荣的文化，只要抄出了水平，抄袭一样能荣誉加身。其实抄袭和借鉴是有完美界限的，赤裸地说，太肤浅的抄袭总是逃不过普通大众的眼睛。
最后我们也引一位学者的话：知识分子应该以一种严谨而怀疑批判的形象出现，而非迎合权力的论证者与卫道者；学术之精神应该是一种怀疑、一种取舍、一种选择、一种比较、一种价值中立的冷静观察——但所有尺度之底线应该是陈寅恪先生倡导的“自立”。如果加入作协的不必过问为文是否抄袭、身为官吏的不必追究行为是否贪腐、为人师表的不必考量人格是否康健……在这个“能力至上”的霸道逻辑里，人又怎么比得上工具理性主义的机器人呢？我们还能对这样的大师和作品寄予多大的期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