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玉无视“生男弄璋、生女弄瓦”的传统说法，径自主张自己的“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这一看似标新立异的哲学，这是红楼中占基础地位的母性文化基因的体现。

    近读刘再复《红楼哲学笔记》，其中提到红楼承袭的乃是《山海经》文化基因，即把女娲（母性）视为创世的第一动力，把女子提到形而上的神本地位。《红楼梦》开篇讲正气，邪气，秀气等三气造人，贾宝玉，林黛玉及其他青春女子全是灵秀之气所生。这一哲学基点，便决定了红楼的总体哲学风格是秀美而非壮美，作为史诗，便是柔性史诗。

    这一“柔性史诗”在我看来，是曹雪芹对与中国传统主流儒家男权观念相对立的老庄哲学的承继。宝玉发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女儿主体的柔性净水世界，一个是男性中心的泥浊世界。如果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分析，宝玉崇尚的女儿主体的柔性净水世界，是人类对于可诉诸比四书五经更为古老的《山海经》所记载的远古母性世界的原始记忆；是对走到末期的封建社会的男性中心的社会秩序与文化的反扑。对父性文化的反叛，大多意味着对现实文化体系的失望，对其标准的否定，如尼采所谓“上帝死了”，“偶像的黄昏”；而对母性文化的憧憬，多象征着人类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与回归。

    红楼谓世人“唯有金银忘不了”（《好了歌》），“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哪儿去了？”，这是对世相的批判。而何为出路？宝玉总是逃匿到大观园中的温柔女儿乡。他对于黛玉的超然的喜爱，与对于“女孔子”宝钗对功名的执着，都体现了对母性文化的推崇。我以为，与其从女性主义批评这一“战斗性”的角度来解读红楼，不若从母性文化基因来看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