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楼梦》第十六回三种不同的结尾，孰真孰假？
《红楼梦》纂创成书二百五十多年来，由于“此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后三十余回真本在传阅中“迷失无稿”，程伟元、高鹗在搜罗全稿出版此书时又“细加厘剔，裁长补短”等等原因，使我们后世读者看到的是一部真假杂糅、真赝莫辨的全璧之作。但独异于其他文学作品的是，曹雪芹在前八十回原著中，就对故事情节发展、人物命运结局和主题归结，以“隐寓、埋伏和预告”的方式做了巧妙的伏笔交代。所有这一切，对已经迷失的三十余回原稿具有“先决性和不可逆转性”，它既是我们判读八十回后续书正误的依据，也是我们判读前八十回原著现存文字与雪芹真笔原意差异之处的标尺。我在研读《红楼梦》中，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比较，发现第十六回出现了三种迥然不同的结尾：
甲、那秦钟早已魂魄离身，只剩得一口悠悠余气在胸，正见许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那秦钟魂魄哪里肯去，又记挂着家中无人掌管家务，又记挂着父亲还有留积下的三四千两银子，又记挂着智能尚无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无奈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钟道：“亏你还是读书的人，岂不知俗语说的：‘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不比你们阳间瞻情顾意，有许多的关碍处。”
正闹着，那秦钟魂魄听见“宝玉来了”四字，便又忙央求道：“列位神差，略发慈悲，让我回去，和这一个好朋友说一句话就来的。”众鬼道：“又是什么好朋友？”秦钟道：“不瞒列位，就是荣国公的孙子，小名宝玉。”那判官听了，先就吓慌起来，忙喝骂鬼使道：“我说你们放了他回去走走，你们断不依我的话，如今只等他请出个运旺时盛的人来才罢。”众鬼见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报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电雹，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依我们的见识，他是阳，我们是阴，怕他们也无益。阳人岂能将势压阴府吗？”然判官虽肯，但众鬼使不依，这也没法。秦钟不能醒转了。再讲宝玉连叫数声不应，又等了一回。此时天色将及晚了，李贵、茗烟再三催促回家，宝玉无奈，只得出来，上车回去。不知后面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上述文字最早见于乾隆抄本百廿回本《红楼梦稿》，即杨继振藏本，建国后经中国社科院吴晓铃收藏，后入藏北京图书馆。1987年湖南岳麓书社李全华标点本就采用这个结尾。
乙、众鬼见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报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电雹，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依我们愚见，他是阳，我们是阴，怕他们也无益。不如拿了秦钟一走完事。”判官闻听，连喝不可，于是将秦钟魂魄放回，苏醒过来。睁眼见宝玉在旁，无奈痰堵咽喉，不能出语，只翻眼将宝玉看了一看，头摇一摇，听喉内哼了一声，遂瞑然而逝。且听下回分解。
上述文字出于程甲本、程乙本，清末护花主人王雪香评点本亦如此。1999年湖南岳麓书社岳仁校点本即采用这种结尾。
第一种情况是，秦钟魂魄央求众鬼使放回见宝玉，判官虽肯，但众鬼使抗命不从。秦钟不能醒转过来，与宝玉不能相见。天色已晚，宝玉在李贵、茗烟催促下回家。
第二种情况是，秦钟魂魄央求众鬼使放回见宝玉，鬼使不肯，坚持要拿秦钟一走完事，但鬼判官得知是荣国公的孙子宝玉来了，制止众鬼，放回秦钟魂魄。秦钟苏醒过来，但因痰堵咽喉，不能说话，与宝玉无言作别。
还有一种结尾，与上述两种结尾文字差别很大，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结尾，出现在甲戌、庚辰、己卯诸本和戚蓼生序本中，1972年日本著名红学家松枝茂夫译本和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所出版的《红楼梦》也是采用这个结尾。现列文于下：
丙、都判官听了，先就吓慌起来，忙喝骂鬼使道：“我说你们放了他回去走走罢，你们断不依我的话，如今只等他请出个运旺时盛的人来才罢。”（脂砚斋批注：如闻其声。试问谁曾见过都判来，观此则又见一都判跳出来。调侃世情固深，然游戏笔墨一至于此，真可压倒古今小说。这才是小说。）众鬼见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电雹，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脂批：调侃宝玉二字，妙极！确极！大可发笑！）依我们愚见，他是阳，我们是阴，怕他们也无益于我们。”（脂批：神鬼也讲有益无益。）都判道：“放屁！俗语说的好，‘天下官管天下民，’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阴阳并无二理。（脂批：更妙！愈不通愈妙，愈错会意愈奇。却懂窍。）别管他阴，也别管他阳，没有错了的。”众鬼听说，只得将他魂放回。“哼”了一声，微开双目，见宝玉在侧，乃勉强叹道：“怎么不早来？再迟一步，也不能见了。”宝玉携手垂泪道：“有什么话，留下两句。”（脂批：只此句便足矣。）秦钟道：“并无别话。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脂批：谁不悔迟！）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说毕，便长叹一声，萧然长逝了。下回分解。（脂批：若是细述一番，则不成《石头记》之文矣！）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得出这段文字与上述两种结尾在文意上的差别：
一是借鬼都判之言，点出“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阴阳并无二理”，将鞭挞的笔触直指时世。这与开篇中反复申述的“亦非伤时骂世之旨”、“毫不干涉时世”等“要紧句”相对应相关联，呈现此地无银必有银之意。当与第五回中“荆榛满地，狼虎同群”之“满地”，以及第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中“自临浊世”之“浊世”等处“凶极险极”、“略露心迹”的文字，共同构成了对满清肮脏尘世的辛辣批判。这也是蔡元培先生等人借以得出《红楼梦》一书是“揭清之失”、“政治小说”结论的依据所在。我个人认为，程伟元、高鹗搜罗出版《红楼梦》是有大功于中国文化，有大功于曹雪芹的。高鹗续后四十回的结论是胡适先生提出的，但自舒序本出现以后，此结论已由中国社科院刘世德先生等研究推翻。此姑且不论。程高二人是大清治下的文化顺民，程伟元曾任满清高官的幕僚，高鹗此时是大清的举人，出版此书不久又得中进士。他们在对全稿厘剔裁剪的过程中，首先是从政治的角度，对全书中有碍时政的文字进行了削删改作。再是删去了脂砚斋批注，使后人对“情”字的敏感批注不得而知。作者明言“大旨言情”，但借谐音关系，将揭露鞭挞的笔触指向隐寓满清时世的“清”字。程高的削删，恰恰割断了这种联结，将此书演化成了一部清纯无碍的言情小说。这是他们个人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当然也有经济的考虑在内，在文字狱的情势之下不如此削删，此书也难以面世流传，因为他们毕竟是“见钱眼开”的书商。
